台灣保衛戰：新興媒體的戰力在哪？
Can Taiwan’s emergent media defend Taiwan?
從 Hacks/Hackers Taipei 2018 年度分享會說起
時間是 2019 年 1 月 13 日，地點是台灣、台北、南港。這場聚會的參與者，有來自報導者、端傳媒、關鍵評論網、沃草、鏡週刊程式設計中心、蘋果日報數位視覺中心、蘋果日報新調查中心、聯合報新媒體中心、中央社媒體實驗室、商業周刊、天下雜誌的新聞媒體同仁，其他媒體的記者、編輯、經理、學生、實習生、研究員、老師⋯
感謝 Hacks/Hackers Taipei 的邀請和社群經營，讓我能站在台上分享我在《沃草》的工作經驗。我想在進入本文正題前，回答一些參加者的會前提問。
有 6 人問到：資料新聞、互動敘事的案例？
2017 年初，還沒有人要做「互動」、「設計」，《沃草》在 2 月用當時甫上線的 plotDB（感謝 kirby 的支援）做出《遊覽車為什麼翻車？》，用角色扮演讓讀者進入遊覽車產業的複雜現況。是年，台灣網路媒體開始投入「多媒體」、「互動」新聞，我於年底時做過一次非正式的統計，結果可供參考。
2018 年，《沃草》的「互動專題」產出有這四個：2 月 27 日《二二八日記：你不知道你失去了什麼》、5 月 16 日《蔡總統的第二年》、11 月 8 日《柯 p 值小測驗：你有多了解柯文哲？》、11 月 29日《投票完，世界怎麼看台灣？》。這四個專題，分別催生（或重用）了四個互動模組：Journey、Draw、LongForm、MapBox。Journey 著重在沈浸式的場景體驗，Draw 讓讀者自己畫自己的統計圖表，LongForm 讓讀者連續做出選擇導向不同的結局，MapBox 以地圖為底呈現帶有地理位置的資料集。這些開源、可重複使用的互動模組和專題本身一樣重要，有了它們，只需要新的資料集、設定檔，就能產生新的專題。
不過，2018 年瀏覽量最高的單頁頁面，還是 2017 年的《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？》，佔 2018 瀏覽總量的五分之一。
有 3 人問到：怎麼選題？
▋組織獲利：會得獎嗎？會增加訂閱嗎？
▋外部影響力：會如何影響讀者？會影響選舉嗎？會影響政策嗎？
▋機會成本：做這個，就不能做那個，值得嗎？現在做這個，有沒有迫切需求？
▋時間、人力限制：其他專業的同事來得及配合嗎？行銷能配合嗎？
▋技術限制：新聞媒體想做的事，當代資訊技術都能做到。美觀的內容呈現、有效的傳播、溝通、討論不需要很困難的資訊技術。
這些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考量，而不同媒體組織面對這些考量，會有不同的權重。
有 6 人問到：怎麼協作？
我與同事協作的過程大概像是這樣。我們從日常生活與價值觀的辯證之中找到題材，從自主研究，到最後發佈專題，不管是內容專業或技術專業，這份流程好像都適用。
有 3 人問到：技術在組織、專案裡的角色？如何應用？
「工程師」、「設計師」、「繪師」⋯每個團隊的組成、互動都不同。不要被你的職稱限制，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，讓你的能力被讀者看見。
工程師應該做的，不是「做網站」、「做 app」、「做遊戲」。工程師應該做的，是運用資訊技術，設計機制、開發系統，讓人能夠協作、知識能夠累積、內容能夠發佈，溝通能夠發生。服務這些目的的手段有很多，而網站、app、遊戲，都可以是選項。
身為工程師，覺得做網站太容易了嗎？試試技術力的進階應用。
▋抽象化：能不能讓做出來的東西適用各種狀況？
▋重複使用：能不能用別人已經做好的東西？能不能讓做出來的東西能被重複使用？
▋普遍性：你做的東西，不會寫程式的人是不是也能用它們來產出內容？
角色定位、協作機制與組織政治密切相關。如果能把「自主」與「一起」揉合在一起，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與團隊的協作機制，一個人就不需要全能，不需要滿載，我們也能夠在維護勞動權益和好的內容產出之間找到平衡。
有 2 人問到：怎麼當個資料、視覺記者？
那你知道怎麼當個記者嗎？你有關心的議題嗎？你有故事要說嗎？你有想要改變什麼嗎？
有 2 人問到：記者是不是越來越辛苦？會不會沒飯吃？
我只知道記者一直很辛苦，一直有沒飯吃的危機，也一直都沒時間吃飯。
有 1 人問到：有很多老人要突破？
的確，有許多「老人」。但「老」指的不是年紀，是封閉、守舊、威權的心態。除了這些，當然還有無能的人啦。有時候，無能的人比邪惡的人更難對抗。
有 1 人問到：新媒體造成大眾認知能力惡化？
你在想什麼？殖民威權統治和主流媒體才是大眾認知能力持續低落的主因啊。
有 1 人問到：2020 怎麼辦？
終於問到重點了。
主流媒體、社交媒體讓新聞成為娛樂。中国入侵台灣主流媒體、操作社交媒體，假帳號、不實訊息不斷生成、流竄，分裂、激化大眾。身為公民，我們可以自覺、可以監督，要求平台盡責，要求政府宣導、支持研究、教育，為台灣社會長遠發展來「打底」。（劉致昕，2018）身為台灣人，我們除了問自己可以做什麼（公民自覺）、問政府在做什麼（公民監督），我們似乎也該問：媒體該做什麼？如果主流媒體已經無法被信任，這場台灣的保衛戰，新興媒體的戰力在哪？
就讓我們進入正題。
我們到底是在創啥潲？
再次回到 2019 年 1 月 13 日，地點是台灣、台北、南港。晚上六點多，分享會結束，步出活動場地往捷運站走，一路上我覺得困惑。做這些「新媒體」，到底是在創啥潲（tshòng-siánn-siâu）？我們是真的有想要改變台灣媒體生態、強化台灣民主、累積台灣文化，還是只想證明自己？
從地方選舉、公投結果，到台灣的民主困境，跟台灣的媒體現況有很大的關係。選後不到兩個月，在這場聚會上，我卻沒有感受到焦慮感，也沒有聽到省思的聲音。
2014、2016 的選舉，「進步價值的勝利」創造了空間，但也同時創造了盲點。我們以為網路、社交媒體、青年、進步價值至此就要主導台灣政治及社會發展。新的網路媒體成立，舊的媒體組織成立新的部門，在成本較低的網路上探索「新型態的新聞」、「互動」、「數位專題」、「調查報導」，爭取線上閱聽人的注意力與認同。
是的，我們的報導也許品質很高，我們的互動也許做得很好。但 2018 的選舉告訴我們，台灣還有很多很多人，不如想像中那樣被我們拉著「往前走」。我們這些「新媒體」、「獨立媒體」自己跟自己玩得開心，取得了一些成果，就在雲端開起了屬於自己的派對，慶祝自己的成就。
新科技、新媒體、組織創新什麼的，其實沒什麼用
很多「新媒體」做的事，有沒有科技，其實都可以做。說到底，能跨越障礙的、接觸人的，還是人的手，科技只是人手的延長。
在專業分工的組織架構下，開發者、設計者往往需要優先處理自身專業領域負責相關的工作，因此在內容產製上，仍常常扮演支援的角色。個人專業能力、跨領域的能力、想像力，還有剩餘時間自由度，會深刻影響「協作」的有效程度。
那些對新聞的全新美好想像，所謂「扁平組織」、「開放協作」、「任何人都可以發起專案」、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」，其實是在說「任何具有新聞敏感度、研究組織能力的人」都可以發起專案、都可以參與，而不是自動把非新聞專業與新聞專業工作者混為一談，製造表面的平等。2017 年初，開放文化基金會的專案《g0v.news》創始時，希望以 g0v 社群「沒有人」的信念實驗「社群編輯」，在新聞產製流程的各個步驟加入開放協作，但群眾參與度非常低，無法製造預期的群聚綜效。回想個人的參與經驗，每當面對記者的稿子，在 Google doc 準備留下註解的時候，我都會遲疑很久。
Engagement 不夠廣、不夠深入日常
如果沒有 Facebook、沒有社交媒體，「新媒體」還剩下什麼？
麵店的電視，播的是什麼？上飛機前拿的報紙，社論的觀點是什麼？媽媽群組、車友群組裡，轉傳的是什麼？YouTube 的發燒影片，都在演哪齣？
「新、舊」媒體的說法，只是行銷用語。「新」媒體只是「新」，而「新」本身是沒有價值的，「舊」媒體才是有「觸及」的媒體。如果沒有批判主流媒體、奪取主流媒體權力的決心與戰力，那麼「新」媒體就是新而無力，聲音也只能存在於網路。互相競爭網路上的市佔率容易，與主流媒體競爭，才是真的戰爭。
改革主流媒體幾乎不可能
被財團掌控的主流媒體，影響力還是太大了。因為戒嚴殘留的黨國價值、人員、體制、台灣產業的裙帶特質、商業媒體的營利本質、媒體與各自群眾之間互相認同的惡性循環，最後再加上中国資本的介入，要打破現狀，改革這些主流媒體，幾乎不可能。
2018 年 9 月 4 日，燕子颱風於日本大阪登陸，「台灣旅客被中国大使館援助」、「台灣駐外辦事處冷血無能」等假消息在台灣傳開。14 日，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在大阪住處自縊。事後，日本 NHK 發佈調查報導，台灣主流媒體則沒有任何自我反省的跡象。
2018 年 12 月，趙怡翔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。台灣主流媒體以親中傾向、不完整、錯誤類比、煽動用詞的報導，誤導大眾，製造謠言、不信任及對立。美國在台協會官員、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、駐台灣外媒記者接連發表意見支持趙怡翔，反對台灣主流媒體的行為。
2018 年底，台灣地方選舉，《中天新聞台》全天候為中國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助選。11 月 24 日晚間，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。2019 年 3 月 27 日，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於第 848 次委員會議認定《中天新聞台》製播韓國瑜相關新聞，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、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，致損害公共利益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§27–3–3、§27–3–4，罰款新台幣一百萬元，且未落實新聞內控、自律機制、營運不當、損害觀眾權益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 §43，限一個月內說明及改善，《TVBS》、《中視綜合台》亦被要求改進。（NCC，2019）翌日，《中天新聞台》九點新聞，韓國瑜相關新聞的比例仍達 63%。（劉哲瑋，2019）
台灣的主流媒體，有的遲緩、有的癱瘓、有的因為商業利益放棄原則、有的通敵。繼續放任，台灣人就會繼續被親中、親中國國民黨、不實或刻意誤導的報導影響，台灣就無法強大。
台灣保衛戰，怎麼打？
這是一場對抗無知、無感、造假、中国野心的戰爭。身為公民、知識分子、內容生產者、媒體組織者，除了拒絕惡質內容、繼續推出、支持好的原生報導，還能做什麼？
建立戰爭意識
軍事記者顏文德在〈不讓台灣自取滅亡〉中直接稱智庫、說客為「白痴」，呼籲白宮必須「借用中世紀的狠招」讓台灣政治菁英正視軍事專家的警告。他認為，台灣人必須不怕泥沼、固守陣地，才能擊退中国侵略者。
犯罪學學者沈伯洋在 3 月 19 日，由「尋找李明哲」在台北舉辦的〈明哲之夜〉，以俄國為例描繪中国對台灣的「混合戰」策略，包括「斷邦交」、「經援」、「資訊戰」、「和平協議」，運用看似非政治的企業幫中国政府攻城掠地。網路上、手機上的虛擬「領土」，真的能夠影響物理世界中國家的「領土」。
作為媒體，我們有義務讓讀者知道、反覆提醒：台灣正處在戰爭狀態。
以「對抗中国」為組織戰略
相對於主流媒體的建制優勢（establishment），新興媒體就應該站在倡議者、運動者（activists）的位置上，與其對抗。如果是倡議媒體（activist media），那就應該有立場、有意識的選擇內容、觀點。防衛台灣主體性，注意假開放、假多元、假平衡，協防更多人。
作為媒體，我們可以「對抗中国」為戰略，有策略的部屬組織資源、撰寫報導、發佈內容。台灣民眾至今仍無法從主流媒體獲得重大國際新聞，片面、斷裂的報導也無法引起台灣人的共鳴。報導台灣在地、生活議題，提供台灣人「為什麼要關心」的觀點，同時強調中国因素，也許是可行的作法。
▋案例：《台灣豬豬保衛戰》
豬肉是台灣人最愛吃的肉。豬肉是在地的生活議題，而台灣養豬產銷、研發，都受中国因素影響。而非洲豬瘟防疫具有急迫性、對公共利益影響極大，從中国疫情蔓延速度、政府延宕、延宕疫情通報，能窺探中国內政問題，在台灣及鄰國不斷發現的走私、偷渡、流放案例，是中国體制忽略國際秩序、中国與台灣人民價值差異的例證。
以「主動內容」（active content）加深公民連結
傳播訊息，只是做網站、發文章，根本不夠。當營利企業掌握通路，黑箱演算法把讀者分群，我們不能繼續被動地呆在圖文並茂的網站後面，必須繞過限制，更直接地與群眾面對面、討論、交流。
▋案例一：《蔡總統的第二年》有意義的網站互動、線上民意數據蒐集
作法：讓讀者在網頁上的圖表中畫出自己的折線圖。蒐集數據，統計中位數，可以看出讀者認知與官方數據的差距。
優點：網站互動成本低、部署迅速，能大量蒐集資料。
缺點：可能加深對社交媒體的依賴；簡易、直覺、去脈絡的互動比較有效，無法深度與讀者對話。
▋案例二：《六都市長給問嗎》虛實整合、代議民主補強
作法：延續 2017 議題給問、2016 總統給問、2014 市長給問，開闢網站讓選民提問、連署，邀請市長候選人上直播、網站、參加實體活動，回答問題。
優點：能號召群眾，轉為組織的政治實力，促進公民參與政治，可能影響候選人。
缺點：選民和政治人物對「開放、透明、對話」的信任降低，政治人物可以選擇使用社交媒體，能直接掌握訊息內容，無須面對質疑、批判；可能為了促成直播、活動，而向政治人物的要求、審查妥協。
▋案例三：《中正紀念堂轉型給問嗎》實體審議工作坊
第一（2017）、第二梯次（2018），共 13 場工作坊，讓各地、各年齡層、各專業民眾在實體空間發表感受、意見、彼此聆聽。在工作坊前由《沃草》邀請轉型正義、歷史、都市空間規劃專家，匯編資料，在討論之前讓參與者知情（informing the participants）。
優點：人數限制有助於表達、聆聽；審議模式可能有助於知情、表達、聆聽。
缺點：人數限制、地域、年齡、性別取樣可能偏差；審議模式可能無助於知情、表達、聆聽；轉型正義與審議模式可能不相容；實體工作坊人力、物力成本高；可能受到抗議者威脅言論、物理攻擊。
▋案例四：《模擬國會工作坊》立法協商過程體驗
在 2018 年 8 月沃草年會、10 月 g0v 高峰會各辦過一次。設定「勞基法」、「同性婚姻」等爭議議題，參與者分組組黨，在黨內各自代表不同職業、年齡、立場辯論、說服、妥協，產生該黨的法案，再於發表會是提出，與其他黨的法案競爭。
優點：實體活動、親身體驗有助於加深印象、同理心。
缺點：單次活動可能無法延續、體驗可能無法累積；體工作坊人力、物力成本高。
即時糾錯、事實查核
2018 年，三位 MIT 學者發表研究論文，他們使用 2006 至 2017 年的 Twitter 數據，發現「假消息」（false news）傳播的速度是真實消息的六倍。如果能即時糾錯，能不能降低假消息的傷害？
▋案例一：2018 年地方選舉，台北、新北、高雄三場辯論會，在辯論會的同時，《沃草》在線上直播即時的事實查核。
▋案例二：2019 年 3 月，關於貓熊，《中天新聞台》選擇性的採用木柵動物園的入園人數數據，製造因為貓熊而業績蒸蒸日上的假印象。報導播出後，「吳濬彥 Wu Jun Yen 沒有在裡面團隊」在 Facebook 上貼出完整資料圖表，反駁《中天新聞台》蓄意誤導的報導。
優點：能打臉，能讓讀者接收到事實。
缺點：即時糾錯只能用替代管道發佈，以電視為例，如果無法與電視台合作，就幾乎無法影響那些從電視台獲得假消息的觀眾；讀者不一定想要事實；讀者不一定好能接受事實；事實可能很複雜。
形成社群、策略合作
社群可以不只是被動、從眾的 Facebook 社團、求職、轉職、炫技、導流的地方。
像 Hacks/Hackers Taipei 這樣的聚會，不只可以分享技術、成功的興奮、得獎的爽感，更可以誠實地交換經驗，分享困難、失敗，甚至可以分享技術、可以共同工作，更接近黑客松的聚會模式——不是有評審會頒獎的那種。
社群參與經驗告訴我，每個社群參與者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但聚在一起的時候，可以有共同的戰略目標，可以一起尋找、強化共同價值認同。也許新興媒體之間也可以試著尋找類似的「關係」，也許可以從「聯名專題」開始，建立關係、尋找協作機制。
進入電視、收復大眾文化
「防線」、「實力」的構築，需要的不只是知識密度高的批判性內容，具有娛樂價值的通俗內容也很重要。台製綜藝、戲劇、電影、音樂，是探索台灣歷史、豐富台灣文化的重要方法，能把抽象的「台灣認同」具象化，成為可以聆聽、觸摸、感同身受的「詞彙」、「角色」，進而擴張、強化「台灣認同」的內涵。
歷史、虛構、同理、批判，不同的排列組合，能想像出不一樣的故事。
2015 年，公視推出《麻醉風暴》；2016，「期許能厚土深耕台灣戲劇」（放映週報，2016）的植劇場推出《天黑請閉眼》；2017 年，KKTV 推出以男同志、校園為題的《紅色氣球》；2018 年，CHOCO TV 推出以男同志、校園、排球為題的《HIStory2》。
2017 年，《通靈少女》在公視及 HBO Asia 播出，全華語發音，描繪台灣在地宮廟文化；2018 年，客家電視台推出《台北歌手》連續劇，用虛實交錯的方式，探索台灣小說家呂赫若（1914–1951）的一生。
2018 年，茄子蛋獲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、最佳新人獎。從伍佰、陳昇、謝金燕，可以看到「台客」的再主流化（洪國鈞，2019）；2018 年 8 月開播的《博恩夜夜秀》，要向《上週今夜》看齊，打造「史上第一個中文美式脫口秀」（數位時代，2018）；以《眼球中央電視台》走紅的視網膜，在中華電視公司（華視，成立於 1971 解嚴前）主持午間新聞之後，2019 年 3 月起在同台主持脫口秀節目《今夜造口夜》。
有很多台灣故事需要被發掘，用原生內容說故事、累積文化，需要資金。從 2016 年開始投入自製內容的 CHOCO TV 在 2018 年被 Naver 併購；《博恩夜夜秀》也在播出 10 集之後暫停。行政院於 2017 年核定的《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》要花費 24 億元「建置影視基礎設施、加強內容產製、人才根留台灣」，計畫執行成效（2018、2019），需要關注。
除了以內容競爭外，削弱有線電視業者對大眾視聽的控制權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戰略。如果 YouTube、Netflix 還是不夠本土、操作不夠簡單，在國際平台與台灣觀眾之間就還有創新的空間。
結合公民運動，向財團、親中主流媒體、所有中国代理人宣戰
面對中国的大規模資訊戰，財團、親中的主流媒體掌控台灣大多數選民的視聽內容，我們準備好向他們宣戰了嗎？
作為公民，個人能做什麼？資深記者黃哲斌在這裡有說。
作為公民，除了個人「獨善其身」，我們也許應該找回一點組織、戰鬥的感覺。也許是把家裡的《中天》、《TVBS》、《東森》頻道鎖起來？（2014 年的老招）
發起在小吃店轉台的活動？
在巷口、公園擺出假新聞澄清、基礎媒體識讀的攤位？接觸鄰居、學生、帶小孩的爸媽？
結合公民運動，因為這是一個命運共同體，一個需要釐清的命運共同體。有些人想要下船，那就找出這些人，讓他們下船；有些人喜歡這條，在西太平洋邊緣下錨的船，那我們就都有扶持彼此的義務。
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，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。（鄭麗君，2018）
作為媒體，面向大眾，這一場台灣保衛戰，我們不能再固守網路的一角。
雖然說「創造新的」比「批判、改變舊的」更有意義——而我們的確創造了新的組織、新的知識、新的連結——現在，我們需要賦予這些新的事物一些新的意識，一些危機意識、也許叫做台灣意識。
如果要繼續滿於現狀、與主流媒體和平共處，那麼至少可以誠實，不要再用「黑客」、「實驗」、「開放」、「創新」、「改變」來包裝自己，因為你真的沒有。
